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在华期间的化名，笔名华夫。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大战爆发后被奥匈帝国征集入伍，在与帝俄军队作战中被俘，俄国十月革命后参加苏俄红军，曾任骑兵团团长、旅参谋长。后返回德国，因参加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秘密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被苏联情报机关派来中国东北，做针对日本间谍的情报工作。同年秋到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请他任中革军委顾问，并逐渐把中国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1933年10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他参与军事指挥，并对这次反“围剿”的失败负重要责任。后随军委纵队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被撤销了中革军委顾问职务，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指挥生涯。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后，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那套“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并未改变。他反对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在东征中发展，在发展中巩固”的决定。1936年1月红军主力东征前夕，他写信给中革军委，提出《对战略的意见书》，继续阻止红军出征。红军东征期间，他被留在瓦窑堡。反动民团多次袭扰苏区，他曾同红军军事学校学员一起参加了保卫瓦窑堡的战斗。

5月初，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川县召开军事会议，李德列席参加。他在东征胜利面前，不得不为他阻止东征一事作了自我批评。这时，李德在红军大学任教。同年7月，随“红大”移驻志丹县。在志丹县，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说：“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1937年1月，“红大”跟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李德在抗大讲授战术课。期间，他曾被邀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如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清算张国焘罪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等等。但他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有一些不同看法。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李德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编委会主任。他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稳定国内战线，接受外国(包括苏联)援助以实行抗战；而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在华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公然指责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只不过是一种骗局”。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在总结一年多抗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李德没有被邀参加会议。但他在想方设法了解到会议的一点内容之后，便攻击毛泽东的报告“完全是一种毫不隐晦的民族主义的调子”，而认为王明的讲话既“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原则”，又与苏联支持中国抗日“原则的精神”相一致。

1939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洛甫和博古来看望李德，并通知他，共产国际下达了召回他的命令，适逢周恩来乘飞机去苏联治伤，要他同机返苏。

李德返苏后，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审查。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中国红军实行瞎指挥。后被安排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李德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战后又回到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1954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曾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1964年到1969年，李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73年，他把这些-文章又加以补充，写成《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迪茨出版社出版。书中对中共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极尽歪曲，用较大篇幅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把在保安向斯诺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1974年8月15日病逝。

物轶事

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他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他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特工。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

他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而他本身只指挥过一个骑兵旅，使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情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甘肃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7-8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婚恋传奇

33岁的李德精力旺盛，表现出比东方人更强烈的求偶欲望。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来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博古虽然对李德言听计从，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顾及影响，暂时没有照办。其实在来华之前，李德已经有一任妻子。1924年，李德在德共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结识了一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女青年，并吸收她入党，随后两人便结为夫妻，这是李德的第一段婚姻。

不久闹出了李德骚扰女性的事件。 那是一天中午，李德穿戴整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腰束武装带，骑上马，直奔少共中央局（团中央）驻地。原来，他看上了在这里工作的一个女团干部。众目睽睽之下，李德轻巧下马，快步走到那位女团干面前，用德语示爱说：“你长得太美了，我太喜欢你了，太需要你了！”虽然听不懂李德的话，但他炙热的眼神让这位女同志感到很不自在。

这时正巧女团干的丈夫走了过来，他也是中共中央局的领导，曾留学德国，能听懂德语。见洋顾问肆无忌惮地挑逗自己的妻子，就大声说：“顾问同志，请你自重，这是我的妻子！”那位丈夫一把拉过妻子，头也不回地朝屋内走去，“砰”的一下关门声将李德尴尬地晾在那里。

李德的尴尬事件很快就在苏区传开了。博古也对李德的冒失举动看不惯，但他认为“洋顾问”一个人在中国不容易，他的生活确实需要照顾。博古让人留心这件事，给他找个夫人。

李德有一次从红军大学讲课回来，看中一个正在河边洗衣服的少女，这个姑娘叫赖水娣，是当地苏维埃主席杨世梁的远房侄女。在博古等人的撮合下姑娘也同意和李德交往， 然而就在李德美滋滋准备结婚的时候却节外生枝，负责调查的社会部报告说，这个姑娘有丈夫，而且是反动民团的头子，于是这桩婚事就此告吹。

博古决定通过组织上，在红军女同志中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他将中央局妇委主任李坚贞找来，对她说：“交给你一个任务，给李德同志介绍个女朋友。”并说：“这是政治任务，你必须完成！”

李坚贞不敢怠慢，找了好几个，她们都不同意。李坚贞左思右想，想到了同乡萧月华。萧月华1910年8月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曾给人当童养媳，1926年加入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大埔县妇女部长。毛泽东曾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干部，让她在少共中央局当文书。她长得算不上漂亮，文化水平也不高，但却很贤惠、壮实，爱打篮球，能歌善舞，同志们都叫她“小百灵”。

当李坚贞动员她给李德做夫人时，她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表示坚决不干。对萧月华来说，李德是个外国人，双方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而且比自己大10岁，前不久他骚扰本单位女团干的事已传为笑谈，与这样的人结婚她无论如何是不情愿的。

过了几天，李坚贞又找萧月华谈：“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萧月华沉默不语。“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李坚贞又说。

萧月华哭了，“党组织为什么要把这种任务交给我呢？这比入地狱还难啊！“月华，这是你对革命作出的一种特殊贡献，明白吗？”

革命高于生命，重于一切。萧月华含泪答应了下来。李坚贞也哭了，说：“你的这种献身精神很可贵，党组织非常感谢你！”萧月华长叹了一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认了……”

萧月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派到陕西三边地委担任妇女部长兼地方妇女委员会主任。她回家取准备带走的东西，推开门，却见李德和李丽莲在一起，顿时火冒三丈：“你是什么国际主义者？你是帝国主义分子！你勾引人家女人，违反党纪国法，我要到中央告你，我要和你离婚！”

毛泽东听完萧月华的哭诉，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又说，“你们已经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孩子，还是不离婚的好。”萧月华说：“我和他生活不到一块，再说他爱恋上个歌唱演员李丽莲，我要坚决和他离婚。”

经过各方面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了他们的离婚要求。离婚手续上写明：“宁宁归萧月华抚养，李德给萧月华600元抚养费。”临别，李德蓝色的眼睛里含满泪花，他在儿子脸蛋上亲吻着，喃喃说：“布萧德华，我的儿子，再见了……”

李德决心在延安长期住下去，并向李丽莲求婚。李丽莲看中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厚的待遇，经过一年的交往她也很爱这个坦率的洋人，便愉快地答应了求婚。李德找到中组部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还提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要求。陈云批准了他的这两项要求。

婚后，李德和李丽莲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他们相约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然而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李德愣了一下，不知道让他去干什么。就急忙收拾东西，并给李丽莲看了纸条，李丽莲也惊呆了。李德骑上马直奔机场而去。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这天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便让李德搭机前往。毛泽东、张闻天、邓颖超等100多人前来送行。这时李丽莲也赶到机场，李德要求带妻子一起走，但因没有护照签证未得到批准，李丽莲当场晕倒。毛泽东祝李德一路平安。李德含泪吻别李丽莲后，依依不舍地登上飞机。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李德长达7年的中国之行就此匆匆画上句号。

李丽莲后来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助教，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萧月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调为副军职待遇，曾任湖南省军区军法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委员。1983年11月3日在广州逝世。